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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這樣困在數字化系統里的，何止外賣小哥?還記得年初疫情的時候，那些在家辦公的日子嗎?在家線上辦公，意味著更自由了嗎?
不，意味著早上起來，你還沒洗漱利落的時候，一個接一個的消息就開始轟炸了，一直到晚上都不會消停。
其實老板們也不堪其擾，一份文件流轉到你手里了，沒及時批復，被你耽誤了，你的下屬都看得見。每個人，包括老板，所有人不僅困在家里，還被困在系統里。
這個系統叫，數字化。
讓我們再重新打量“數字化”這三個字，過去，數字化代表的是更清晰、更透明、更高效。但是，現在，它已經多了另外一種味道，代表著緊張、壓迫、身不由己。
那么，哪副面孔才是數字化的真實面孔?金融學者香帥就回答了這個問題。
第一，數字化趨勢不可逆，而且被疫情大大提前了，至少加速了6年時間。
第二，數字化的未來，是一個分化的未來。
有的人就是會被困在數字化系統里，甚至會被系統替代掉。而有的人，則會因為數字化系統而變得更強大。
那問題來了，這個分化的分水嶺，是什么?
香帥老師提供了一個有趣的答案。
數字化對你來說是蜜糖還是毒藥，只取決于你是對人負責，還是對事負責。
這話聽著特別抽象，甚至很難分辨清楚。但是今年，我聽到了一個絕佳的故事。你聽完之后，馬上就能深深地理解這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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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十一聯盟總校的校長李希貴校長，在他上任后，問了圖書管理員一個問題：假設有學生因為太愛看書，把書直接給拿走了，你會怎么辦?
圖書管理員說，這不是違反校紀嗎?性質很惡劣，一定得嚴肅處理。
校長說，你覺得這是在對你的工作負責，但是，你卻因為負責，站到了一個愛看書的孩子的對立面。你不覺得這有點荒謬嗎?
接下來，他提了一個靈魂拷問：身為一名圖書管理員，你到底是對書負責?還是對人負責?
你要是對書負責，那當然，書得要干干凈凈的，不許在上面亂涂亂畫，亂折頁，最好別碰，干脆別看，按照規定、按時歸還。
但在你捍衛書的過程中，不知不覺，就站到了讀書人的對立面。
更嚴重的是，這樣的一個圖書管理員，你做這些事需要的職業技能，在你上崗以后，最多一個星期，就能完全掌握，然后一輩子就用這一點技能混日子。你不困在系統里，誰困在系統里呢?
好，我們再看十一學校后來是怎么做的。大量的書送到班級，這絕對不只是給書換了位置。你再去琢磨那個圖書管理員，這時他已經變成了另外一個人。
他服務的不再是書，而是每一個教室里老師和學生。不同的班，上著不同的課;不同的老師，推薦著不同的書。
為了能配合好每個老師，這個圖書管理員需要不斷地跟所有老師交流，動態調整這些書。
從此以后，他就忙起來了，再也沒有一刻安生日子了。
這個人的職業生涯的天花板從此被掀開了。幾年打磨之后，用圖書管理員這個概念，再也無法描述他。
在學校里，他不只是管書的，他可以成為專業的閱讀指導老師。如果他愿意，他甚至可以憑這門日漸精進的本事，去創個業。比如開個書店，甚至是創辦一個出版機構。
你到底是對事負責，還是對人負責?
我們每一個感覺多多少少被困在系統里的人，都應該拿這句話來問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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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世寧醫生告訴了我一個信息，2020年，一款顱內腫瘤診斷軟件已經在北京天壇醫院上崗。它看片子的能力有多強?準確率超過90%，完勝大多數人類醫生。
在這樣的醫療數字化趨勢下，一個醫生，如果只會看片子，只會對病負責，而不會對病人負責，那數字化對他當然就是一種威脅啊，是迫在眉睫的威脅啊。
同樣是在醫院，護士原本好像沒有醫生那么厲害。但是，今年我有個同事告訴我，他因為出國回來，被隔離了一段時間。在這期間，他和外面一切的交流，是隔著玻璃的。
那天來了個護士，拍了拍窗戶，舉起一張A4紙，上面寫著：“你今天有沒有不舒服?”我的同事搖了搖頭。于是護士又把那張紙反過來，紙上什么也沒寫，只是畫了一張笑臉。她在表明：我關心你，我希望你開心些。
一聽這個故事，你就知道這位護士不會被淘汰，不會被困在數字化系統里。做護士，她會是個好護士;不做護士，不論是做幼教、做銷售，開個店，她都會挺出色的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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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個角度，從系統的角度來看這件事。系統的嘴臉，真的那么猙獰嗎?
其實20多年前，類似的故事早就發生過。陽光下沒有新鮮事。
國際象棋大師卡斯帕羅夫23前年輸給了超級計算機深藍。但是，那又如何?他說，機器的勝利一如既往是人類的勝利。
就在第二年，他又殺回來了，而且還發起了一種新的比賽形式，就是把機器變成人的輔助，一個棋手帶著機器，對戰其他的棋手和機器。就像以前，是人和人賽跑，后來汽車跑得比人快，那又怎樣?人會沮喪嗎? 會說我怎么跑不贏汽車嗎?不會呀，一定是發明了一種人加汽車的比賽，叫賽車。
還記得王朔小說里那個名場面嗎?
“誰敢惹我?”
“我敢惹你。”
“那誰敢惹咱倆?”
你看，遇到這類問題，我們人類一直都是這么做的。叫背靠系統，面對人。系統只是我背后的支撐，面前這個活生生的人，才是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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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系統，我的朋友，數據科學家吳明輝，給我開了一個腦洞，他說：未來數字化能達到什么程度呢?
比如，你看這張圖。不嚴謹地說，這叫把你在單位的人緣可視化。嚴謹地說，這叫社會網絡數字化。
也就是說，你在你公司用的系統里正常工作，你肯定會和不同的同事交流、互動。只要這些行為發生在系統里，通過圖表呈現出來。
比如一個人，雖然職位不高，他跑動積極，成了一個網絡超級節點，顯示出他很有領導力。老板心里知道，這得提拔啊。
另一個人，對內交流只占40%，對外交流占60%，他對外交流的比重，比他同部門的同事要高好多。那老板心里就有數了，這個人對公司很重要，因為他對外承擔了公司的臉面。
在未來的數字化系統里，一個人的價值，你的友好度、協作度和建設性，是能夠隨時隨地被所有人看見的。
不是有心理學家說過嗎，一個人終其一生的追求，是被看見。好的系統，讓人真的被看見。
長大以后，我們必須學會和系統協同進化。再看一眼康德這句話吧，這是在大分化時代，值得我們反復琢磨的一句話：人是目的，不是手段。
第四部分：科技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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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有一個問題我一直想知道答案。中國作為世界工廠，年產17億臺手機，3.4億臺個人電腦。我們可是占了全球半導體需求的一半以上。
但是我們能生產的芯片，不過是全球份額的5%。所以人家當然就有能力說，這個不賣給你，那個不賣給你，卡我們的脖子。
也不單是芯片的事，高精度的數控機床，很多新材料，都有可能被卡脖子，那生產怎么繼續?出口怎么維持?世界工廠的地位，將來還在不在?
這個事對我們來說到底嚴重不嚴重?我們自己能做出高端芯片嗎?
我四處打聽得來的答案，還是有點讓我意外的。雖然好多人覺得特別擔憂，但是在行內人看來，答案沒有什么爭議，就兩條：第一，挺難的;第二，肯定行。
清華大學的李鐵夫老師告訴我的。他說，芯片問題不是個科學問題，而是個工程學問題。
什么意思?所謂科學問題，就是一個問題提出來，哪條路能通?不知道。甚至，這個問題，從根兒上有沒有解?也不知道。
比如說，中國就有個實驗室，在地下2400米，尋找宇宙里的暗物質。這樣的科學研究，什么時候出成果?能不能有結果?有了成果有沒有用啊?不知道。這叫科學問題。
而所謂的工程學問題，就是這個問題肯定是可以解決的，技術路線也是清晰的，只是暫時不知道怎么做到而已。
比如說，你知道有一個地方叫香格里拉，你知道它確實就在那兒，你也知道有人就去過，只不過你現在既沒錢，也沒地圖，你不知道怎么去，這就是個工程學問題。
高端芯片就是這樣的工程學問題。堆夠了時間和資源，理論上，完全可以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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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竟我不懂芯片，未來的事情，別人說得再斬釘截鐵，我也只好將信將疑。
作為文科生，我們想問題倒是有另外一個套路，就是往回看，看看歷史上有沒有發生過類似的事，而類似的事又是什么結果。
就像馬克·吐溫說過的：“歷史不會重復，但總在押韻。”
那我就問了，在歷史上，有沒有過這樣的例子?一個強權，要用自己的政治意志，通過封鎖，把一個重要的全球合作伙伴，驅趕出全球化體系，干所謂的“脫鉤”?
你還別說，我就找著這么一位：拿破侖。200年前的一位霸主。
很多人都知道，拿破侖的悲慘的結局。1812年，他率領大軍遠征俄國。結果，他的60多萬大軍，長途跋涉近千公里，葬送在俄羅斯冰天雪地的荒原里。這是拿破侖敗亡的開始。
但拿破侖為什么要打俄羅斯?要知道，就在5年前，法國和俄國之間是簽了和平條約的。那為什么還會翻臉?還會有1812年的這場遠征呢?
我聽到過歷史學界的一個說法：當時拿破侖打遍歐洲無敵手，幾乎已經靠武力搞定了整個歐洲大陸。放眼四望，只剩下一個對手，那就是英國。拿破侖是看不起英國人的。
他有一句名言說：“英國無非就是一個小店主的國家。”意思是，英國人除了會做買賣，會搞點全球貿易，啥也不是。隔著英吉利海峽，拿破侖想出來的最狠毒的招數，就是大陸封鎖，和英國脫鉤。
拿破侖先占一個道德制高點，指責英國“不承認全體文明國家所普遍遵守的國際法規則”。
拿破侖的干法，可比今天某些國家還要狠。任何一艘來自英國及其殖民地的船，都不允許進入歐洲大陸的任何港口。凡是來自英國的工業品，只要上了歐洲的岸，當即沒收，當場燒掉。
你看，拿破侖的目標很明顯，要把英國趕出當時整個文明世界的貿易體系，要把英國活活地餓死。
但是結果怎么樣呢?英國還沒有崩潰，拿破侖在歐洲大陸的盟友，倒是先背叛了。
沙皇雖然跟拿破侖簽了盟約，表面上是盟友，但俄羅斯當年窮，就靠向英國出口木材、糧食、皮毛，換回必需的工業品。這是一個非常現實的需求。斷了和英國的貿易往來，俄國的貴族們都快破產了。
既然明面上不能干，就只好背地里偷著干。結果俄國成了拿破侖大陸封鎖政策的一個巨大的窟窿。大量的英國貨物涌入俄國，再從俄國的西部邊境經過波蘭、奧地利、普魯士，輸入整個歐洲大陸。
拿破侖忍意識到，如果要把大陸封鎖進行到底，就必須徹底征服俄羅斯，而不是僅僅跟沙皇簽一紙表面上的協定。后來發生的事情我們就都知道了。
你看，這個局面有意思吧，越是咬牙切齒要脫鉤的人，越是以為自己的勢力范圍固若鐵桶的人，其實內部全是窟窿。無所不在的市場經濟規律，還是要尊重一下的。
更有意思的后果是，在拿破侖推行大陸封鎖政策的那些年里，英國的出口非但沒有受損，反而一度還增加了。
我看到的材料說，1805年，大陸封鎖政策頒布的前夕，英國出口商品的價值約5100萬英鎊。到了1810年，拿破侖封鎖正歡的時候，這個數字增長到了約6300萬英鎊。
其實，正是因為世界市場被拿破侖這樣不正常地切斷，英國制造業的優勢反而進一步被放大了。
這是我們文科生知道的歷史。也是距離今天最近的一次，在全球市場上，有人試圖通過自己的政治意志，利用自己的大國地位，把某一個國家從世界的合作體系里排除出去，所發生的事情。
你聽出來了，我意有所指。今天被“卡脖子”的中國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對應到剛才那個故事，恰恰是當年英國那個角色。
很多人對今天的中國可能還有一個誤解，以為中國身在亞洲大陸，所以還是那個滿腦子黃土地思維的大陸國家。
錯了，今天的中國是12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第一大貿易伙伴。在今天的全球化系統中，不是英國，也不是美國，是中國在高舉全球自由貿易的大旗，在扮演無所不在的藍色海洋角色。
所以，結論很明顯，只要中國保持對外開放，只要中國人沒有脫鉤的意愿，誰也不可能把我們驅趕出去。
我們還要反過來對那些高喊脫鉤的人說一句：拿破侖，了解一下?
話說回來，拿破侖也好，美國人也罷，他們犯不犯這樣的錯誤，那是他們的事。而科技創新，自己不受制于別人，這是我們這一代中國人實實在在的任務。
現在，我們做得到底怎么樣?除了芯片，我們還有哪些短板?能不能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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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問題，我今年是逢人就請教。科技創新，我們做得到底怎么樣?除了芯片，我們還有哪些短板?能不能補上?
你別說，還真有幾個視角，挺有意思，這些視角跟我原來想的不太一樣。正在發生的中國科技創新，也了解一下?
你還記得9月15日，消息傳來，美國針對華為的“芯片禁令”生效，那時我們的感受嗎?我們作為普通吃瓜群眾，我們著急，我們憤怒，我們束手無策。
確實，過去這100多年，絕大部分時候，中國人搞科技就是跟在別人的后面學，就是把別人的成果引進，所以，自然是一小部分精英做的事情。
但是今天，中國是長大以后的中國，成年之后的科技體系有多種多樣的點亮方式。
為了了解科技創新，我委托了幾組同事分頭去采訪了一些重頭項目。比如大家可能都聽說了，華龍一號核電機組，全世界最先進的核電技術，今年11月剛剛并網發電。
但是我們同事采訪回來告訴我，你可別搞錯了，華龍一號可不是一個設備，它是一組技術。研發這么一套東西，需要5300多家公司的合作。
那些技術難點并不是什么神秘的天外飛仙，而是需要無數的人花時間，動腦筋，一點一點地去解決。
給你舉個例子，汽輪機低壓轉子重量285噸，安裝的精度只有2絲，相當于一根頭發的三分之一。
神秘嗎?不神秘。難嗎?當然很難啊，極難。一次安裝涉及近300道工序，上千項作業條目，近5萬項數據，才裝得上去啊。
中國創新的真實場景，就是這樣，在一間間的工廠，一條條的生產線上，由中國的2億工人，每年畢業的將近300萬理工科大學生，在解決一個個具體的挑戰的過程中，自下而上地實現的。
意識到這一點，我對中國創新的擔心確實就少了一點。為啥?因為它不是一小撥中國人，看著幾座孤零零的、拿不下來的科技碉堡束手無策。而是一個個具體的挑戰，被拆解成龐大的工作量，然后靠資金、資源、人才、時間、耐心、決心，一口一口地吃下來。
日拱一卒，功不唐捐。這不正是我們中國人擅長的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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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我們有個大印象，中國科技在整體水平上可能還行，但是尖端領域欠債太多。
你看芯片就是典型吧，14納米我們可以量產，但是7納米、5納米、3納米，我們現在就做不到啊。這個印象不能說是錯的。請注意，我們的存量欠債確實很多，但是追趕速度特別快。
很多人都知道一個常識，中國被卡脖子的那些技術，往往都是因為材料的問題。比如，制造芯片的高純度硅材料，還有光刻膠材料，等等。
中國材料科學的現狀是什么樣呢?
我請教了孫亞非老師，他說：現在材料學領域的頂尖論文中，要想找到一篇沒有華人作者的文章，很難。
業界有一個估計，中國科學家在材料學前沿領域的貢獻在一半左右。
他列出了未來具有超強影響力的20種新材料。那這里面有多少種材料的前沿研究有中國科學家的參與呢?13種。
這才是真相。下回我們要是看到哪個科技領域我們是落后的，我們不僅要看到差距，還要看到正在追趕的速度。意識到這一點，我的擔心又緩解了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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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遇到的更有意思的視角，是梁寧老師帶給我的。
她說，2020年，很多事情還沒有定論，但是有一件事情是鐵板釘釘的，那就是關于自主創新的戰略決心。這是這一年我們拿到的最珍貴的果實。
你還記得前些年嗎?在很多領域，要不要搞自主創新，這事是有爭議的。有人說，自己做，不如買，買的便宜。也有人說，自己做，太難，機會過去了，不太可能。還有人說，加入全球化，跟他們互相依賴，不就行了嗎?
但是到了2020年，這些爭議消失了。自主創新成了共識。請注意，共識這個東西一點也不虛。共識的背后，意味著一張張的訂單，一筆筆的投資，一個個的政策，放在做好準備的人的面前。
這是一張在今年流傳甚廣的卡脖子清單，你翻過來一看，這是什么清單?這不就是我們這代人的任務清單嗎?
今年我在向紅杉資本的沈南鵬請教的時候，我還有點憂慮，沒想到他特別興奮地跟我說，今后幾年的市場機會都特別好。我還以為他講的是投資項目。他說不僅是投資，是這一代理工科專業畢業的大學生，機會特別好。
你想，放在前幾年，他們畢業，最好的選擇無非就是去那些大廠。而今年呢，你就看這張表嘛，無數個新的機會窗口打開了。那些卡脖子的點，都需要國產替代。
那就意味著一個個發展神速的創業公司一定會誕生。所以，這一代大學生還猶豫什么呀?根據自己的專業所學，加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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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了解中國創新的現狀，我們就越知道，中國創新的水位是在不斷抬升的，我們就越沒有那么恐慌。
你就想，中國是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當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中國科技雖然有短板，但是并沒有缺環。幾乎所有的被卡脖子的領域，中國都有國產替代企業，不信你去看看創業板的上市公司名單。
再加上龐大的科研經費投入。再加上全民自下而上的創新熱情。這樣一個龐然大物，過去，力量可能還比較分散。而2020年，突然有人告訴它，打這兒，打這兒，把靶心都給畫好了。你說會發生什么?
這是一張在今年流傳甚廣的卡脖子清單，你翻過來一看，這是什么清單?這不就是我們這代人的任務清單嗎?
這就是長大以后的中國創新的樣子：長大以后，我們能夠把卡脖子清單，轉化為機會清單。
法國作家加繆的一句話，也許可以把我們此刻這種復雜的感受呈現出來，他說，“在隆冬，我終于知道我身上有一個不可戰勝的夏天。”
第五部分：線下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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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有一個最大的共識，就是"數字化"。
所有的數字化平臺，今年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上漲。那真是我們熟悉的那句歌詞：你問我將要去何方?他們都指著數字化的方向。
今年，無數人跟我說，羅胖，還是你們好，得到APP的業務在線上，不受影響啊。我只能尷尬而不失禮貌地笑一笑，外表十分淡定，內心慌得一塌糊涂。
你們無法理解一個“年近半百的過氣網紅“的感受啊。線上世界的殘酷，只有我們線上世界的人懂。
我們動不動就說，所有行業都值得用新平臺重做一遍。但是重做一遍的方式呢?好像也沒什么新鮮，就是在新平臺上開個號，然后攢粉絲，然后等待遙遙無期的變現。然后等待下一個新平臺再開個號，再攢粉絲。
可憐我老漢一把年紀，真的追不動了。線上的問題，其實我們也都懂。來得快，去得也快，價值成長很快，但是沉淀和固化很難。
更重要的是，一代平臺，除了頭部玩家，大多數人都在吃瓜。
好吧，新時代那么多平臺來來去去，老漢我跑不動了。望著遠去的馬拉松隊伍，我找了個花壇坐下來，突然聽到了這么一句話，來自英國搖滾巨星大衛·鮑伊：“音樂這東西將變得像自來水或電一樣方便可用……你們得做好要辦很多巡演的準備。”
對呀，音樂這個產業，這么多年，被數字化按在地上摩擦。就在過去幾十年，他們為版權，打了多少次官司，那些明星罵了多少次街。
最后呢?就是鮑伊說的呀，線上的音樂真的像自來水和電一樣，既方便，又便宜。那什么在為音樂人掙錢呢?換句話說，什么是真正為音樂產業創造價值的環節呢?反而變成了線下。
過去40年間，演唱會的平均票價上漲了400%以上。今天的那些全球搖滾巨星80%以上的收入來自于演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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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事兒對我啟發挺大的。所以今年我們做了一點反方向的嘗試，我們往線下跑，搞了一個《啟發俱樂部》。
就在北京SKP商場門口的得到學習中心。每周三晚上8點，我在這兒講一場，線下賣票，線上直播。這個現場很小，不到100個觀眾，這規模是怎么也擴大不了的。
那為什么我們還要這么干呢?剛開始，我只有一個樸素的直覺，我在這兒一直講，講十年，也不止是周三我一個人講，我的目標是每天晚上都有老師在這講，把它給填滿。那十幾、二十年后，它應該就是一個不錯的景觀。
你想，北京SKP，什么所在?今年可成了全世界銷售收入最大的商場。我們這幫人要在這個全人類消費文化制高點的門口，偏偏搞出這么一個課堂。一直在這兒講，咱就成了個學習釘子戶，我想想也挺興奮的。
我就喜歡看你，明明想要買包包，卻不得不和我一起終身學習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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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又來了，雖然我們剛才說，二十年后它有可能成為一個景觀，但為什么?除了我們自己的努力之外，是哪些因素，有可能把它造就為一個景觀呢?
這個問題一直困擾我。直到有一天，發生了這么一件事--當天，我聽說有一對觀眾是一起來的，那是一對父子，而且那天是孩子的生日。孩子是個初中生的樣子。
我很開心，就問那個爸爸，您是我們得到APP的重度用戶吧?
結果爸爸回答，其實不是。APP剛裝上。然后我就問那孩子，那你是我們的重度用戶吧?
孩子說，我是跟我爸來的，我也不是。
那個爸爸說，我就是想讓孩子看看，一個人好好讀書，而且能把讀書當成自己的工作，是個什么樣子。那個孩子說，我爸爸特別希望我來，而且我生日這天，我也想和我爸一起聊聊。
當天，我迎來了兩位消費者。1760塊錢的GDP，真實地被創造出來了。但他們消費的，并不是我，甚至都不是我當天講的內容。
我提供的只是一個工具。他們用這個工具來定義、鞏固和強化他們父子之間的關系，特別是在孩子生日這一天。
當天這個場景讓我看到了一些真相。SKP門口的得到學習中心，和里面的《啟發俱樂部》，提供的是一個意義的容器，一個意義的存錢罐。
我往里面存了一點意義，被南來北往的人看到了，他們也跟著往里存自己的意義。
意義越聚越多，這個存錢罐就越顯眼，就能匯集更多人的意義。它就會變得越來越大。我只是這個存錢罐兒的發起者，并不是擁有者。
這個價值擴展的過程，是堅定的、可持續的，甚至，它是可以超越一代人的生命限制的。
法國巴黎的花神咖啡館。文藝青年都知道，這是薩特、波伏娃、加繆那一代人討論問題、寫稿子的地方。
今天很多到巴黎旅游的人，都要去看一看，喝杯咖啡，雖然薩特和波伏娃早就不在了，但是每一位新到訪的游客，都會在這個存錢罐里多存一筆意義，讓這個存錢罐越長越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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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一個中國人，我們太理解這種效應了。岳麓書院、西湖、泰山，都是這么被造就的線下場景。
就拿武漢的黃鶴樓來說，三國時期，這個意義存錢罐就已經立在這兒，當然剛開始往里存東西的人很少了。
直到唐代，大詩人崔顥，往里面存了一句千古名句：“黃鶴一去不復返，白云千載空悠悠。”
然后李白來了，看了這一首，寫得好啊，服了，說：“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他雖然沒寫詩，但同樣往這個意義容器里存了一筆。
李白出去轉一圈，又不服了，接著回來又存了更大一筆：“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
這一互動，這個頭一開，可就不得了了。這一千多年，來過黃鶴樓的人，寫詩或者吟詩，這都是在往里面一筆一筆地存儲意義啊。
一直到它成為中國的文化地標，成為著名品牌。
意識到“意義存錢罐”這個效應，可以打消我們心里的很多傲慢。在數字時代，價值創造，不僅是一個人想出一個好主意，然后在數字世界里，拼命地傳播、擴展、增長、破圈的過程。它更需要一個大家都看得見的意義容器。
在真實世界里，制造一個機會，讓走過路過的人能把自己的意義放進來，包括那些喜歡你的、無視你的，甚至是討厭你的人，那個最初的價值才會被固化下來。
如果沒有這個意義容器，價值就會隨風飄散。炒作沒有價值，就是這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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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畫家，畫了一幅新的作品，邀請那個最有錢、最識貨的收藏家，來看看喜歡不喜歡。如果喜歡，一手交錢，一手交貨，是不是這事兒就成了?
當然不是。
一幅好的作品，必須交給畫廊，畫廊必須去辦畫展，畫展必須開放給成千上萬買不起這幅畫的圍觀群眾，來參觀，來打卡。在這個過程的最后宣布，某某藏家收藏了這幅畫。
這個過程當中，那些看似沒必要的環節，比如那些買不起的圍觀者，貢獻了什么價值?更進一步地問，那個藏家花一大筆錢，他買下來的究竟是什么?
你會發現，一幅畫的價值鏈條里，贊嘆的人、批評的人、哀嘆自己買不起的人、拍下來發個朋友圈打卡炫耀的人、寫篇文章賺稿費的人，所有這些參與了但是沒有最后買的人，都通過畫展這個"意義存錢罐"，對這幅畫的價值做了貢獻。
而最后那個藏家，是把這一切價值打包買走，可不只是買走了那幅畫本身啊。
一套價值的創造過程，包含了非常復雜的社會參與，不只是線上，更有線下的社會參與。
2020年，挺難的，很多做線下生意的人有點灰心。我就是想給大家打打氣。你看，我也參與到線下來，線下不僅沒有過時，而且是這個時代最重要的價值創造環節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