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全球公共債務達到了“二戰”以來的峰值，央行的資產負債表也達到了戰時規模，這使財政和貨幣政策回歸正常變得十分困難，將給“決策者帶來艱巨的挑戰”，在通貨膨脹可能卷土重來的背景下，這一問題顯得尤為嚴重。當利息開始上升，債務的可持續性會立刻面臨風險：政府的償債成本會大幅攀升。
在增長放緩、債務上升的背景下，世界將走向何方？
在諸多影響中，有四個方面最為突出：第一，國家之間的趨同性終止；第二，通貨膨脹卷土重來；第三，生產效率再次提升；第四，加密貨幣強勢出現。前兩個將產生很大的問題，第三個將為我們帶來希望，第四個則揭示了我們必須面對的重大未知和不確定性。
(資料圖)
第一，富國和窮國之間趨同性的終止可能是暫時性的，也可能成為后疫情時代經濟格局的系統性特征。目前來看，一個可以確定的趨勢是，世界經濟的疫后復蘇將是不平衡的。大多數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前景要遠遜于發達國家，這種相互背離的情形將會形成“雙速”全球經濟局面。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機構曾預計發達國家的經濟產值到2022年將會恢復至疫前水平，然后便會小幅超越，而世界其他地區的經濟發展至少在2025年以前都會遠落后于這一趨勢。
有兩大原因可以解釋這一脫節現象：一是疫苗接種差異，二是財政和貨幣政策支持力度的差距。
就第一點而言，截至2021年10月，發達國家近60%的民眾已接種新冠疫苗，而新興經濟體的這一比例僅為36%，最貧困國家的這一數據更是只有可憐的5%。這就意味著只有發達國家民眾的生活可以開始恢復“常態”。
從第二點來看，大多數新興市場國家和幾乎所有的發展中國家基本沒有足夠的財政政策空間，難以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負面沖擊。一些國家曾推出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但造成了資本的外流、匯率的劇烈波動和通貨膨脹水平的上升。更糟糕的是，由于債權人擔心危機不斷惡化，不愿意提供展期貸款，因此導致這些國家難以維持現有的債務水平。在疫情暴發后的最初幾個月，90多個國家請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施以援手。
展望未來，如果美國采取緊縮政策，很可能會導致新興市場大量資本外逃，進而導致資本成本增加。連鎖反應幾乎不可避免：發展中國家的麻煩也會影響發達國家。雙方在發展過程中越是相互背離（而不是趨同），因傳染效應引發金融動蕩的風險就越大，進而越容易出現不可控制的移民和地緣政治沖突。
第二，大多數分析人士和決策者都未能預料2021年第三季度通貨膨脹會卷土重來。在2020年衰退的基礎上，全球經濟出現強勢反彈（反彈幅度創80年來新高），但同時伴隨著全球通脹水平的快速上升。
絕大多數的政策制定者、分析人士和市場主體最初都以為這只是暫時現象，認為通脹是因為經濟復蘇引發了需求強勁增長，而供應鏈尚未對此做出快速調整。因此，貨幣政策未能及時應對通脹帶來的供應沖擊，央行決定“靜觀其變”。結果，通脹的強度和周期均超出各方最初的預期。如果薪資壓力在高收入國家成為現實（到本書出版時很可能會出現這種情況），那么會導致工資—物價螺旋式上升，這將成為各國央行的噩夢。
《大敘事：構建韌性、公平和可持續的社會》，中信出版社
通脹壓力在世界各國不斷攀升，導致美國等幾個系統性重要國家和許多新興國家沒有足夠的空間，來繼續實施寬松的貨幣政策和維持極低的利率。如果疫情持續更長時間，引起供應鏈的進一步中斷，帶來更大的通脹壓力，滯脹（低增長、高通脹）風險就會變成最讓人擔心的問題，進而危及全球經濟復蘇進程。
第三，過去15年的主要特點是所謂的“生產率悖論”：科技進步明顯，但生產率停滯不前，有些發達經濟體甚至出現了退步。然而，斯坦福大學教授埃里克·布林約爾松（ErikBrynjolfsson）堅稱，“生產力繁榮正在到來”。如果他所言非虛，生產率得以再次提升，那對于經濟增長無疑是絕好的消息。
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PaulKrugman）有個著名的觀點：“生產率并非一切，但從長遠看，它幾乎就是一切。一個國家能否持續提高生活水準，基本取決于該國能否提高每個勞動力的產出”。
在疫情的“助推”下，生產率似乎終于迎來了爆發。美國、歐洲和日本的數據顯示，全要素生產率增長了2%以上。全要素生產率是衡量生產率的通用方式，本質上關注用更少的資源實現更多的產出。對此，最有可能的解釋是疫情期間相關國家提高了科技的接受度和數字化、自動化等技術的應用程度。2021年下半年出現了勞動力短缺，這不僅有助于維持生產率的增長，而且能迫使企業加大創新力度，從而進一步刺激生產率的增長。既然經濟增長水平和生產率的變化以及勞動力的變化存在強關聯，那么生產率的潛在提高無疑將為經濟增長帶來福音，在世界大多數地區勞動力不斷縮減的背景下尤其如此。
第四，面對加密貨幣以及金融科技快速、強勢崛起，經濟發展受困于錯綜復雜的技術創新，很難確定其中的因果關聯，也難以洞察技術的潛在應用及其對政策的影響。分析報告和媒體報道給人的印象是，法定貨幣已經在和加密貨幣展開競爭，因為個人和機構已經能夠持有電子錢包，可以任意選擇加密資產。正如帕拉格·卡納（ParagKhanna）指出：
我們即將迎來全球貨幣競爭的時代。即使在本國公民中，各國貨幣也必須時刻爭取在個人錢包組合中的位置。例如，數字版日元將在全球競爭中迎頭碰上瑞士法郎、巴西雷亞爾和擁有開放式資本賬戶的其他任何資產，包括比特幣。每個人都會隨時變成外匯交易員。在此背景下，只有最優秀的法定貨幣或加密貨幣才能被所有人持有。
在可預見的未來，出于幾個現實原因，全球經濟增速將低于以往。這些原因包括（不按特定順序排列）：全球人口老齡化、社會不平等、全球化的局部倒退及其帶來的供應鏈危機、高負債水平、地緣政治沖突和中國經濟增速不可避免地趨緩。這些因素通常會相互交織、相互強化，限制未來的經濟增長。
然而，我們用什么來衡量經濟增長，又渴望實現怎樣的增長呢？
新冠肺炎疫情以及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表明，僅僅用GDP來衡量經濟發展是不夠的。GDP可以衡量共同繁榮和全球經濟進步，但國際社會日益達成的共識是GDP不能覆蓋一些更重要的方面，包括氣候行動、可持續發展、包容性、全球合作、健康和社會福祉等。
雖然經濟學家和決策者承認各國需要經濟增長來擺脫新冠肺炎疫情的沖擊，但他們也希望在確保經濟高質量增長的同時，實現人類發展、社會進步和環境健康。因此他們渴望用一種新的衡量工具來評估人類生產和消費決策對自然環境的影響，既能體現對兒童看護和志愿者活動等社會工作的重要貢獻（無法用金錢來衡量），又能兼顧經濟效益的分配方式。這些方面是無法通過GDP來體現的。
最早提出用更好的人類進步指標來取代或補充GDP的是經濟學家西蒙·庫茲涅茨（SimonKuznets）。他在“二戰”前夕首創GDP概念，但很快意識到這一概念并不能涵蓋社會福祉。羅伯特·肯尼迪在幾十年后指出，GDP衡量一切，但“無法涵蓋那些讓生命有意義的因素”，包括健康、教育和兒童福利等。
自此，各國不斷探尋能夠代替GDP的指標，比如不丹提出的“國民幸福指數”，馬來西亞提出的“生活質量指數”、“真實發展指數”，經合組織認可的“美好生活指數”和“同一個地球資產負債表項目”等。所有這些提議都旨在采取不同的方法，用社會、環境因素補充甚至取代GDP指標。
雖然此類努力仍在繼續，但用人均GDP（平均每個人創造的GDP）來代替總量GDP可能是最好的辦法。人均GDP反映了一個被大多數替代性方法忽視的關鍵現象：有些國家的人口下降了。日本就是一個典型的案例。日本常常被描述為一個沒有希望的國家，因為日本同時面臨人口下降和增長停滯兩大問題。但是如果將人口結構納入統計數據，將總量GDP轉
化為人均GDP，我們就會發現日本的發展表現要好于大多數國家。日本的人均GDP一直在高位上保持增長，并且自2007年以來，適齡勞動人口實際的人均GDP（這個定義比人均GDP的范疇還要窄）增速超出了七國集團的其他國家。
隨著世界各國進入老齡化社會，越來越多的國家經歷了人口的負增長，人均GDP將成為最好的衡量指標：如果人口降幅大于總量GDP降幅，那么即使出現經濟衰退，人均GDP仍有可能呈上升趨勢，這或許表明實際情況沒有預想的那么糟糕。
主張使用人均GDP這一指標的理由包括：它往往代表著一個國家采取的措施有助于強力提升該國的生活滿意度（幸福指數），比如更高的預期壽命、更有效的社會保障、更低的嬰兒死亡率和貧困率、更少的空氣污染和腐敗問題。
這些已經得到一年一度的《世界幸福報告》的證實。根據最新發布的報告，在排名前二十五的國家中，只有一個國家（哥斯達黎加）的人均GDP不足15000美元；而排在后六十名的國家中，沒有一個國家的人均GDP超過15000美元。
未來數年，不管上述潛在的替代性指標進展如何，許多領導者仍然會癡迷于追求GDP的最大增長，因此GDP仍將左右大多數經濟決策。然而一個不可逆轉的趨勢是，各國將日益注重用不同的視角來衡量進步，并且會更加重視保護GDP衡量范圍之外的要素（比如生物多樣性和社會凝聚力等）。
有鑒于此，我們至少在富裕國家會逐步認同下述觀點：GDP增速稍微降低一些并不意味著災難，對于那些在環境和社會指標上表現良好的國家更是如此（因為這代表著它們的經濟發展更加“均衡”、更有質量）。我們甚至會發現，我們在這樣的情形下會生活得很幸福！這并不是一個反問句。大家可以試想一下愿意生活在下列哪一個國家：第一個國家實施嚴格的環保標準，GDP增速中規中矩，但是人們的主觀感受（幸福感）始終處于世界領先地位；第二個國家的GDP增速平均要高出1~2個百分點，但在環境和社會領域評分較低。
具體來說，你是喜歡環境良好、社會穩定、GDP增速只有2%的國家？還是喜歡污染嚴重、社會凝聚力差但GDP增速高達4%的國家呢？
舉一個極端的例子，日本國民很高的生活水準和幸福指數就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有益的參考：即便在GDP基本不增長（但仍然保持著體面的人均GDP增速）的情況下，日本社會仍然充滿了希望。在和我們的對談中，山口周（ShuYamaguchi）將這種情況稱為“文明的完成”，并補充表示，“我希望將日本稱為‘高原社會’，而不是‘上升型社會’。20世紀的日本曾是一個上升型社會，不斷翻山越嶺，努力趕超美國和英國。那時的日本社會經濟體系運轉良好，但這種情形已不復存在。這并非停滯不前，而是完成了現代化進程”。
一些富人的消費習慣就體現了這一點，他們會摒棄炫耀性消費和物質積累，轉而追求全新的身份標記，比如注重體驗而不是購買具體的商品—從音樂會到烹飪課或長途旅行（通常有明確目的），再到生產效率難以繼續提高的服務行業（“不可交易”的服務部門）等。這些體驗活動對提高GDP效果有限，但卻是社會進步的標志。
貧困國家（以及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情況則截然不同。對于這些國家來說，GDP的增長仍然非常重要。經濟學家丹碧莎·莫友（DambisaMoyo）指出：我們應當特別關注那些在不經意間對窮國持偏見態度的政策。或許我是錯的，但我懷疑那些認為我們應當降低生活水準的人都是已經富裕起來的人。如果沒有能源、醫療或教育，那么下一代人很有可能非常貧困，這是新興市場的真實狀況，目前世界90%的人口生活在這些國家。提倡發展的主張仍然極具吸引力。
新冠肺炎疫情表明，嚴重的危機有助于加強國家的力量。在疫情期間，政府的好壞（衛生系統與政策是否健全、公務員是否稱職）可以決定人的生死或者收入的高低。
新冠肺炎疫情危機促使大政府回歸，這一趨勢不會逆轉。就像對疫情而言，很難想象用純粹的市場化方案來解決外在危機，例如自然和氣候變化緊急狀況或是貧富差距加劇所激化的社會危機。
根據經濟學家瑪麗安娜· 馬祖卡托的建議，政府不應只是簡單地修復失靈的市場機制，而應當“積極塑造和打造市場環境，促進經濟的包容性和可持續增長。政府還應保證牽涉政府資金的商業合作是為了造福公共利益，而不是為了追逐利潤”。
展望未來，各國政府很有可能（盡管程度不同）得出如下結論：改革部分游戲規則和永久性強化政府的作用，最符合整個社會的利益。在 20 世紀 30 年代，正是通過強化政府的職責，美國才逐步解決了大規模失業問題和經濟不安全問題。面對當前的形勢，在可預見的未來，類似的行動計劃很可能會再度成為現實：政府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提供多種服務以支持人力和社會資本。具體形式將取決于各國國情，我們可以在此概述一些比較顯著的共同點。
社會保障、健康和失業保險將得到加強，甚至最“市場化”的國家也會考慮乃至實施改善失業福利、延長病假等各種社會保障措施，來緩解沖擊帶來的影響，并加強社會資本（使經濟有效運作的潤滑劑）。
關于環境和社會問題，政府也會向企業追責，要求它們參與解決問題。此外，政府會鼓勵開展公私部門合作，推動企業更多地參與減緩全球風險。姑且不論細節和具體形式如何，政府的作用會不斷被強化，世界各國、各行各業的企業管理者都必須適應不同程度的政府干預。
稅率會提高，尤其是針對富有人群的稅率，因為政府需要加強抗風險能力，并希望加大投入力度。對此，約瑟夫· 斯蒂格利茨（ Joseph Stiglitz）提出下列主張：“首要任務是……為公共部門提供更多的資金，尤其要為復雜社會中專門防控各類風險的公共部門提供資金支持，同時還要資助推進科學研究和優質教育，為未來繁榮奠定基礎。在這些領域，我們可以快速創造富有價值的工作機會，包括研究崗位、教師崗位以及相關機構的運營管理崗位。”
在富裕國家，政府愿意投資于人力和社會資本，并在此過程中增強國家的經濟實力，因為它們認識到：其一，這將改善經濟和社會福利，其二，這是防止民粹主義崛起的最佳保障。后一點至關重要，因為要想應對民眾的不滿情緒和民粹主義，不能簡單地采取“向問題砸錢”的辦法。系統性問題需要全方位的應對策略，并可能有必要重新定義政府的作用。
我們需要“反思公共機構、公共部門、公共價值、公共目的和企業型國家的概念，從而獲得更多的指導，與企業建立更好的伙伴關系” 。
簡單地說，國家和企業可以成為良好、有效的合作伙伴，如果我們認為政府定位于“企業型”，那就更應該如此。主流經濟學的傳統觀點認為，政府無法激發創新，只應在“市場失靈”時出手干預。這種觀點站不住腳。在世界各地，政府刺激創新、創造新市場和像企業一樣發揮積極作用的例子比比皆是，在硅谷和以色列都是如此。
此外，新冠肺炎疫情凸顯了韌性的重要性。
韌性是指面對逆境繼續發展的能力和從困境中恢復的能力。隨著我們逐漸進入后疫情時代，韌性已成為一個流行術語和一種“不可或缺”的品質。這絕對可以理解！每個人都想提高韌性，新冠肺炎疫情讓我們共同意識到身心健康對于追求韌性的重要性，也認識到全面提高韌性的必要性。社會韌性和個人韌性一樣重要。世界不太平，我們個人也無法安好。一個社會缺乏韌性，生活在其中的每個人也就無法擁有韌性（在一個分崩離析的社會中獨自強韌只會讓我們變成求生者）。
一個社會如果能將提高韌性置于首要位置，就能更好地抵御全球性風險（比如經濟和金融危機、大流行、極端天氣事件、網絡攻擊、供應鏈瓶頸和沖突等）。近來，為了管理此類沖擊事件，多個社會要么試圖避免事件的發生，要么被動采取控制措施。
但是，如果能夠投資于制定機制和政策，在承認沖擊存在的基礎上，助力社會經濟的復蘇（比如開展廣泛的疫苗接種）將會更有意義。
其中的邏輯如下：我們不應當回避風險，因為只有承擔風險，社會才能不斷取得突破，實現繁榮發展。相反，不愿意擁抱風險的社會將會變得非常脆弱。因此，一個似乎有點自相矛盾的方法是，“和不計成本全力回避風險相比，時不時經受一次小規模危機似乎更為可取。危機是進行必要調整的機會”，也代表著一次可以提高韌性的機會。
提高系統和社會韌性的解決方案并不缺乏，其政策影響也可以清晰界定。
對系統來說，增加備份和緩沖配置顯然是一個提高韌性的解決方案。供應鏈備份和金融市場緩沖配置（比如針對商業銀行的資本要求或針對中央銀行的外匯儲備要求）具有突出的意義。對于社會和國家來說，保護弱勢群體是提高韌性的一種途徑，它不僅可以避免社會負面效應，也可以證明韌性這一概念可以“用來指導制定惠及萬民的社會契約” 。
經濟、環境、地緣政治、社會和技術問題相互交織，不斷拓展我們的未知邊界。此外，瞬息萬變的形勢不僅會限制我們的理解能力，也會影響政策應對能力，使其難以應對出現的各種挑戰。
大流行與其他許多重大危機一樣，讓我們反思具有普遍約束力的社會契約和行為方式，這反過來會激發創新，為制度、政策和社會改革鋪平道路。重大沖擊能夠催生重大變革，而發揮聰明才智逆勢而上一直是人類的本能。
大變局即將發生，我們應當建立一種信念：基于對美好未來的無限向往而心懷希望，我們就能夠改善現狀，如果隨之采取關鍵行動，就有可能取得成功。正如南非前總統納爾遜·曼德拉總結的這種觀念的潛力：“事情尚未完成前，一切總是看似不可能。”
文轉| 摘自《大敘事：構建韌性、公平和可持續的社會》，中信出版社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